追蹤溯源:絲路文明閃耀青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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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銀幣

以下是在古典文獻中梳理的有關絲綢之路吐谷渾道的部分記載:

(一)政治經濟與軍事:公元4世紀末—公元7世紀,東晉南北朝時期小國林立、南北對峙,河西走廊時通時斷。吐谷渾國與北魏以及后來的北朝、南朝的宋、齊、梁各政權一直保持著和平友好的朝貢往來關系,引導、護送西域商使往來,參與較大規模的國際商貿,使青海成為溝通東西、聯絡南北的交通樞紐,絲綢之路吐谷渾道一度在河西道阻絕時發揮了主道的作用。伏俟城、香日德都城成為東西商貿的中轉站。

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公元405年),西涼太祖李暠遣舍人黃始、梁興至東晉奉表。兩年后,李暠復遣僧人法泉奉表。西涼兩次遣使至東晉由敦煌南下,經柴達木盆地,由河南道至益州前往建康。走的是“吐谷渾道”。絲綢之路河南道應運而生。

公元405年—418年,西秦在絲綢之路今甘肅永靖炳靈寺的黃河上架起長40丈、高50丈的飛橋。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吐谷渾慕利延九年,公元444年),北魏派晉王拓跋伏羅率軍取道大母橋征討吐谷渾,吐谷渾王慕利延逃奔白蘭(以鄂陵湖、扎陵湖為中心)。第二年,北魏再討吐谷渾,慕利延率部沿“吐谷渾道”西段逃逸,攻于闐(新疆和田)、征罽賓(今克什米爾),控制了絲綢之路南道。

自劉宋建立初期(公元420-430年),河西北涼與柔然均遣使至劉宋,從河西走廊經吐谷渾的“河南”(今貴德、循化黃河南),沿岷江至劉宋的蜀郡(成都)。南朝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吐谷渾王阿豺遣使由河南道經今甘肅——四川到南朝貢獻方物。見于宋、齊、梁書本紀記載者達37次。阿豺的“折箭教子”故事廣為流傳,成為千古佳話。

北魏太武帝四年(吐谷渾慕璝六年,公元431年)吐谷渾首次遣使至北魏。據《魏書》帝紀統計,自公元431年至520年,吐谷渾向北魏遣使64次,向西魏和北周遣使9次,向東魏和北齊遣使10次。西域商人與東魏、北齊的貿易多經柴達木盆地至吐谷渾都城,再北入居延路至柔然,后從陰山南下至鄴(今河北臨漳)。公元442年,北涼沮渠無諱遣常侍氾俊自高昌經鄯善(新疆若羌)至吐谷渾城,后沿河南道至益州再到建康獻方物。

梁朝時期(公元502年—公元557年),龜茲(新疆庫車)于天監二年(503年)、普通二年(521年)遣使至梁貢方物。于闐于天監九年(510年)、十三年(514年)、十八年(519年)、大同七年(541年)遣使至梁。遠在中亞阿姆河流域的嚈噠(《梁書》中的“滑國”今阿富汗)于天監十五年(516年)、普通元年(520年)、七年(526年)、大同元年(535年)、七年(541年)向梁遺使。西域波斯(伊朗)于大通二年(530年)、五年(533年)、大同元年(535年)遣使至梁。這些地區與國家至少14次遣使東行,須經吐谷渾做翻譯和經紀人,經河南道(吐谷渾道)往返。因此,絲綢之路河南道遠遠超過了河西道的作用。

《周書》卷五十《吐谷渾傳》載:西魏廢帝二年(吐谷渾夸呂十九年,公元553年),吐谷渾商隊赴北齊(河南安陽)進行商貿活動, 返程途經柔然、偷越河西走廊,遭到西魏涼州(武威)刺史史寧覘在赤泉(甘肅永昌)的伏擊,俘獲仆射乞伏觸板,將軍翟潘密,商胡240人,駝騾600頭,雜彩絲絹數以萬計。

(二)宗教文化與傳播:1、東晉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僧人法顯、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西行求經。自長安——過隴山至西秦國都(蘭州西固區)到“傉檀國”(南涼國)。由湟中道轉西平張掖道經今大通——門源——大坂山——扁都口至張掖。后經西域赴天竺抄錄佛教經律。2、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北燕僧人法勇(曇無竭)、僧猛、曇朗等25人自龍城——西秦國都(西秦自稱河南國)至枹罕(臨夏),而后越西秦飛橋,出西海郡(海晏三角城),渡過流沙(柴達木及羅布泊沙漠),抵達高昌(新疆吐魯番)再轉赴印度。3、公元445-452年間,酒泉僧人慧覽自于闐進入吐谷渾境,經柴達木——青海湖——洮水——龍涸——岷江至今四川成都。慕利延世子瓊資助慧覽在蜀國成都修建了左軍寺。4、南朝宋后廢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僧人法獻自金陵(南京)出發,西游巴蜀(重慶),由河南道過吐谷渾國,經芮芮到達于闐(新疆和田),將烏萇國(巴基斯坦)的佛牙、15顆舍利及少量經卷帶回金陵。5、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公元518年),胡太后遣崇立寺的比丘惠生、敦煌人宋云等由洛陽出發,經今樂都——西寧——越日月山(赤嶺)西行23天,到達吐谷渾國都(都蘭香日德),又沿柴達木盆地北緣西行,越阿爾金山到達鄯善,后經今中亞地區入印度求經。6、北周明帝武成元年(公元559年),印度乾陀羅僧人阇那崛多一行由今新疆和田過柴達木盆地,抵達都蘭香日德、共和伏俟城(吐谷渾國都),又經西寧、樂都后東行長安。

四、絲綢之路吐谷渾道的深遠意義

其一、絲綢之路青海道具有貫穿始終的多元化特色。它促進了昆侖文化、古羌文化、河湟文化、吐谷渾·吐蕃文化、藏民族安多文化圈等區域性的文化發展。并滲入到川西高原藏康彝民族走廊,為民族多元文化形成補充了養分,絲綢之路是青藏民族原生文化和交往的原動力。促進了藏傳佛教在高原的形成與傳播,推動了佛教在內地中國化的進程,西北地區的伊斯蘭教和穆斯林民族都是在絲路貿易中逐漸形成和發揚光大的。

其二、絲綢之路使吐谷渾成為一個以畜牧、毛紡為基礎,以商業貿易為增長點的經濟形態,絲綢不僅成為東西貿易的大宗商品,且成為主要實物貨幣,并將西方的金銀貨幣引入青海高原。1956年在青海省西寧市隍廟街出土的76枚波斯薩珊王朝銀幣、1983年在青海省海西都蘭縣熱水鄉血渭一號大墓出土波斯雙面人頭像、2000年在青海省海西烏蘭縣出土的6枚波斯薩珊王朝銀幣和1枚東羅馬查士丁尼一世時期(公元527——565年)的金幣等文物,都是這一時期東西商貿往來的實物例證。中外通過絲綢結成了以貿易為主體經濟、宗教為主體文化的利益共同體,古代青海民族的戰爭與和平,都是以這些利益的調整為動因,青海與南疆成為溝通東西最大的貿易、文化、政治中轉站。當北方與中原動蕩變革的歷史時期,絲綢貿易始終可經西南與西北地區相聯結,從未中斷,直到宋元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才漸次沉寂。

其三、因絲綢之路青海道的暢通,絲綢之路從此進入國際化交往的歷史進程中,吐谷渾政治的穩定是中西交往的保證,吐谷渾立國所以能長達三百五十余年,則有賴于其國策中除強化畜牧業根本外,還強調貿易強國及與之關聯的對外交往政策。促進了芮芮、粟特、嚈噠、高昌等西域諸國的發展,完成了高原民族的融合,吐谷渾為各國往來使節擔任向導與翻譯,以開放的姿態走向昌盛,促成了絲綢之路概念上的真正確立。

其四、吐蕃道與河南道南線的鏈接,使得遠在青藏高原西南端吐蕃的視野被引向遠方,一方面開始借吐谷渾提供的商道密切地與西域諸國進行貿易往來,另一方面強烈地意識到吐谷渾已經成為其交往東方中土的最大障礙,吐蕃最終借由絲路形成的通道占據青海東向長安,青海各族融入吐蕃,吐蕃融入中華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總之,絲綢之路青海道,在我國古代中西交通史、中西國際貿易以及文化交流等諸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責編:張曉宏